[Roadmap] 选举比民调更危险

选举比民调更危险--敬复谢伟伦先生


谢伟伦先生在《市郊》第四期发表〈理性的囚徒，抑或现代的斑衣吹笛者？--民调，民意与民主政治〉一文，回应拙作〈迟到半世纪的民调〉（本版，2007.02.26-28），对民调的功能与影响提出深入探讨，并提供台湾经验借景，是本地讨论此事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我在这里简单回应谢先生一点相关的看法：

1． 民调的可信度。民调的可信度有两个障碍：一是动机（诚信），二是能力（技术）。后者永远都需要提升，但今天先进国的专业水平已相当可观。至于前者，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利益相关者利用民调，因为世上不可能有完全客观的民调。拙文直接主张不同的利益团体应该办民调，就是要避免少数人“垄断”民调。民调结果的差异，就像媒体报道的差异，解决之道在于提升解读能力，而不在盼望有“客观”的民调或媒体。有预测性的民调（譬如：投票意向），准确与否最终更有外在指标。

2． 民意政治的危险。民意本来就是可变的，多数人的民意不代表真理，民意甚至不是理性的（参《Arrow的不可能定律》等），但这些本质都不足以不应该让我们放弃选举制度。民调缺乏选举的“委托”(mandate) 意涵，对政治人物只有示警的效果（就像反战或反涨价示威一样），自然不会比选举更危险。我并不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广告词，但我依然相信每个人有犯错的权利。自我感觉正确的个人要阻止群众犯错的唯一合理手段，不是妨碍他们错误的表达和伸论，而是理解、分析、说服、辩论。

拙文“鼓吹”民调，是基于“余者皆同”(ceteris paribus)的假设，尝试分析在政治现实下，有（公开）民调和无（公开）民调对于公民利益的影响。如果解除这个假设，自然可以讨论得更深远。挨饿时当然也可以考虑食物中毒的危险，但是此非我此刻的关注。

[Roadmap] 以民调定江山

《路线图》之二

以民调定江山

1什么？

马来西亚要有政党轮替，最基本的条件是在野党必须连成一气。偏偏，这眼前有两个障碍：一曰政纲；二曰选区。选区不重叠者，本来可以互补，偏偏政纲就要南辕北辙，像行动党与回教党，当然要不同床异梦很有理由。政纲不对立者，本来可以结盟，偏偏选区也会不谋而合，像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以下简称公正党），所以同室操戈也合乎人性。

眼前马接补选，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范例。为两方摇旗呐喊抱不平的很多，两边各打50大板也会被回敬，本文就两者都不敢做，仅发挥“空头论客”“纸上谈兵”的所长，丢一块冷气房生产出来的砖头凑热闹：如果有选区让在野党各不相让，就在选区进行民调，让强者出线，弱者辅选。

2 为什么？

这个建议当然不是仅为马接区区一席，而是为了随时来临的第十二届大选中，会出现类似争议的十数个到数十个选区。

先列举一下各在野党争取/捍卫选区的论述，以及贯彻其逻辑的后果：
1． 传统选区：本党过去曾经出战的，就是本党的。问题是“过去”是多少届？因为国阵旗下选委会充分遵照法令行事，每8年就重划选区一次，每两届就有新选区出现，就算所谓旧选区也常常被改装了。请问“传统”如何定义？马接区2004年由行动党上阵，但是其部分前身Bukit Sedanan区是公正党上阵；谁比较有资格？2009年后选区再划分后，又是谁上阵呢？全部遵照传统，其实就是等于各党“分赃”氏瓜分选区，逼选民只能选朝野，而不能选那一在野党。这不但剥夺选民的选择，也不利于在野党提升竞争力。槟州国阵在80年代保护马华，阻止民政扩张，让行动党在90年几乎夺下政权，就是实例。
2． 输者换人：如果输者换人，不争气的在野党就可以被友党取代。这个“良性竞争的传统”其实已经在马接区无意落实两届了，99年公正党输了，04年行动党接棒，所以这一次可以由公正党接手，如果公正党输了，大选就由行动党吃回头草。如果两党在下一届大选认同这个原则，那么行动党除了现有12国会议席，可以要求公正党败选的58个选区，统共70席；反之，公正党可以在现有1席外，另外在行动党落败的32个议席上阵，统共33席。两党诸公意下如何？从大局着想，如果行动党与公正党交换八打灵南北两区，会不会让在野党两区皆胜，还是让林祥才和周美芬赢得更轻松？
3． 种族比例：这是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去回教党、行动党各自在马来、华人选区表现好，而公正党既然标榜多元种族；那么，回教党、行动党、公正党就各自在马来区、华人区、困合区上阵好了。因为依据非常客观，大家不用吵架伤感情了吧？且慢，请回答以下问题：
a. 技术性的问题：什么是混合选区？马接明显是混合选区，所以行动党没有提出族群结构，可是，来届大选其他选区呢？如果70%马来人才算马来区，70%华人为华人区，余者为混合区，半岛有60个马来区，91个混合区，14个华人区。改变定义，数目就改变了。（见表一）所以，要怎么决定？现在如此，选区重划后（预料族群结构更多元）又如何？

表一 半岛各种选区的定义与对应数目
族群选区定义
（最大族群比例） 马来区 混合区 华人区
70% 60 91 14
60% 83 66 16
55% 92 54 19
50% 113 27 25

b. 实然的问题：谁能证明上述政党-选区的搭配必然在每个选区是胜面最大的？除非选民结构因为选区重划或者选民迁移而改变，其实和“传统选区”论一样，各在野党是瓜分地盘然后杜绝竞争，这会不会削弱在野党的竞争能力？
c. 应然的问题：这种“族群分工”和在野党批评国阵的族群思维有何分别？
4． 选贤举能：在野党需要更多人才进入议会，让更多新人曝光，很合理。蔡添强和廖政光，林冠英和林秀凌，明显强弱立判；可是，万一是蔡添强对上林冠英，廖政光卯上林秀凌呢，怎么取舍？马接区两党都不可能胜，已经为了“练兵”、抢“削弱国阵多数票”的彩头而争得如此难看，下届灵南、蒲种、太平等有胜算的选区怎么办？

以上列举的四种论述，都各有破绽。其中两者不能用：“输者换人”全面落实，恐怕各党都要吃亏； “选贤举能”如果订不出客观标准，就是废话。另外两者则严重偏向一方：“传统选区”有利老党，不利新党，也不利在野党整体；“族群分配”就看怎么定义各种选区，但是长久下去恐怕最有利公正党，回教党次之，最不利行动党。

为什么行动党和公正党今天斗得这么凶？就因为这些标准没有一个是对每个人公平的；接受了一个不利的标准，就可能大祸临头，所以大家宁可“个案处理”（每区必争），最后由最高领袖“配套解决”。 为了造势，放话就只能硬，而不能软。2004年两党争议席的过程，我略知一二，知道双方鸽派都面对“顾全大局”而被本党鹰派攻击为软弱的困局。

你可以骂这些在野党领袖都是小鼻子小眼睛的政客，没有大格局；但是，没有公正党领袖可以主张“成全友党”而不被基层反目，也没有行动党领袖可以疾呼“扶持新党”而不受同志围攻。你可以期望他们争得比较优雅，骂得不要失去理智，但是，这些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存在，两党（公正党和回教党有一天也可能如此）就不可能相亲相爱。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听到越多“在野党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话，他们越害怕本党会全面被牺牲掉：公正党因为没有过去，行动党因为缺乏未来。

他们会打三角战吗？只要两党最高领袖压得住，不会；因为全面打三角战是两败俱伤，不符合最高领袖利益。如果个别选区压不住，或者失意者以独立人士姿态搅局，从过去选情看，危机意识会让在野党选民自动弃保，三角战的结果像“武及冕登”（最强在野党险胜）比“太平”（较弱在野党分薄选票，是最强在野党落选）的机会高。真正的伤害恐怕反而在没有三角战的边缘选区：在野党如果不能真诚合作，就没有办法为彼此抬轿，因而不能争取到中间选民。换句话说，就算举国一对一，也是一个在野党对一群国阵成员党。

3 怎么做？

选区民调的做法很简单：找一个各党各方都可以相信的民调机构，根据最新选民册抽样调查，先比较A党与国阵候选人（现任议员或呼声最高者），再比较B党与国阵候选人，看看那一党赢国阵最多，或输国阵最少，就由谁出线。（所谓对比式民调）马接这样的州选区如果抽300人，在95%信心水准下，误差是5.7%左右，换句话说，如果A 党比B党在民调中领先超过5.66%，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A党出战胜算比较高。这样的民调估计大概要花1万多元，但是，除了调查政党支持度，还可以调查当地选民关心的议题，方便胜者接下去规划选战。如果是大的国会选区，样本人数应该增加到1，000人左右，以便把误差减到3 %左右，成本大概要2万多元。

民调就能帮助在野党整合吗？你会提醒我：看，台湾基隆市长补选，国民党和亲民党不是办了民调吗，为什么还是要各自参选？

我的答案是：在现有四种整合基准都各有破绽的情况下，选区民调不是充分条件，却几乎是必需条件。第一，因为各区选情不一样，这个标准不会对特定政党全面有利，所以没有让一步就退一百步的担忧。第二，民调是在地的，因此甲选区的民调独立于乙选区的民调，所以有争议的选区就不必由党领袖“配套解决”，鹰派要争选区是去争取当地选民，而非施压党领袖，党领袖与幕僚自然就没有强做英雄的剧情需要；因此就算地方交恶，中央还可以保留。第三，只要每一届选举都做民调，所以现在输了不代表永远输了，既然世界还没有末日，何苦争得太凶让选民反感？第四，如果要在热门选区出线要靠民调，各党就必须选好候选人；以多数在野党临阵才拉夫的做法，这样认真的要求会让许多人打退堂鼓，所以争议的选区自然会减少。

如果有了民调，在野党仍然要像基隆的蓝军，那么，各位今天恨铁不成钢的朋友就可以充分发挥义愤，谴责搅局者，逼他们愿赌服输。

4 为什么不？

虽然执笔时公正党已经让出马接选区，如果两党还有争议，或者未来其他补选或大选有争议，不要再发文告了，考虑让民调决胜负吧！嫌民调花钱？让没有胜算的人上阵岂不更贵，让国家民主化停泄不前的代价难道不更贵？是的，江山如此多娇，使英雄尽折腰；为什么不问问江山：谁才是英雄？那不会比较民主和公正吗？

[Roadmap] 迟到半世纪的民调

《路线图》之一: 迟到半世纪的民调


1．什么？

马来亚要50岁了，50知天命；马来西亚比较少年，也要44岁了，40不惑。每个人都在谈要怎么庆祝和反思。如果你问我，我们应该送什么给她做生日礼物？什么是别人有她没有的？这个清单可能会长过东姑阿都拉曼路，我在这里就不贪心，只挑一样：定期的政治民意调查。

在英国，备受伊战与“卖爵”丑闻困扰的工党声望江河日下，在Ipsos-Mori的一月民调中，只有24%受访者满意政府表现，保守党以39%对35%支持率领先工党，工党比2005年流失了3.5% 支持。在美国，5个主要民调的平均数显示，布什总统的满意度在2月16日掉到36。9%的新低。日相安倍今年1月的支持率，根据《日经》民调，也降3点 到48%，而不满意度则增1点到41%。

你会说，这些都是民主先进国，有民调不出奇。好吧！台湾马英九被起诉后，根据《联合报》的民调，其声望从11月的52%升到62%。在香港，城市智库2月所作的民调显示，虽然特首是小圈子选举，曾荫权仍然在民间以61%对24%的支持度压倒民主派梁家杰。

离马来西亚再近一些，根据Assumption大学年初的民调，泰国军政府的支持率在新年爆炸案后从早期的9成掉至48.5%。菲律宾社会气候站(www.sws.org.ph)民调显示，阿罗约总统的净满意度从2004年8月的+12点一路败退到去年11月的-13点，未曾转负为正。印尼民调局(www.lsi.or.id)的数据显示，现任总统苏西罗与其他对手的支持率差距，已从去年10月的51%对33%，拉开到12月的56%对34%。

回到马来西亚，阿都拉在2004年初人气最旺时，有多少支持率？马哈迪在1995年声望最高的满意度又是多少？安华在1998年9月时得到多少支持？三人现今的民望走势如何？为什么我们答不出这些问题？以购买力均数(PPP)计算，马来西亚人均收入是泰国的1.5倍左右，是菲律宾与印尼的2倍多，为什么马来西亚人tak boleh有民调？

2．为什么？

为什么民调那么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主健全运作的必备条件，就像现代经济不能没有股市一样。犬儒者把代议民主看成“民选独裁”(elected dictatorship)，认为公民只能4、5年做一次大爷，投票后又恢复任人宰割的处境。这种看法相当程度漠视了两种机制：中期选举与民意调查，对当代民主体制的补足。

中期选举可以是总统制下的国会选举，可以是与中央、联邦选举错开的地方选举，可以是个别选区的补选。选民可以不管所选公职的本来意义，径自把它当作行政权或上层政府满意度的变相（全国或局部）公投，以此逼使前者重视民意。中期选举越多，所选公职越重要，总统/上层政府就越受制约。其作用就像期考，期考分数比重越高，学生就越不敢等到年终考试前才来抱佛脚。（在马来西亚，目前只有砂劳越州选举和零星的补选，所以功效不彰。）

中期选举虽然能够对当政者产生警示作用，总不能一头半月就选举吧？事实上，选举太频密，像在美国或瑞士，投票率就会偏低，因而挫败举办选举的用意。相对于选举，民调一般只需要随机抽样调查1000多位受访者，便能作出相当精确的预测，因此可以很频密的进行。而调查的问题也可以根据时势调整或增删。在制约政党与政客行为上，民调因此与中期选举相辅相成。有中期选举，民调自然更多；然而，就算中期选举不频密或者不重要，民调仍然能够鞭策朝野政党。虽然一些政治人物如布什与布莱尔在伊战等课题上会逆民意而行，他们绝非不在乎民意，其同党政治人物—尤其是有意接班者—更加在意。

为什么民调要定期呢？其实一次民调与下一次民调之间，不必非要准准30天、45天或90天等不可。重点在于每一次民调应该尽量用同样方法，问题也应大致相同，以便能看到长期走势并做出比较。

独立中心 (merdeka.org) 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0% 的华裔选民，32%的巫裔选民和33% 的印裔选民将在来届大选投选在野党。许多朋友很好奇：如果国会明天解散，国阵会输掉多少华人区？撇开选民分布和选区情势不谈，没有人知道答案。2004年时，虽然华人对在野党的支持明显比较低，没有人知道到底比60% 低多少，因为独立中心当时没有问同样的问题。

阿都拉现在成立了Pemudah特工队，把郭鹤年、沈联涛等招揽进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顾问团，股市总市值开年破兆，会有多少成的华裔选民回流呢？如果独立中心或其他民调机构不在大选前再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知道。

民调要“定期”做，而不是发生什么大事才就量身定做一套问卷，其实也最有政治智慧。想想看：如果专挑政府政绩良好时作民调，自然是万方喜悦，但这样的民调除了“擦鞋”有什么意思？反过来说，如果专挑政府诸事不顺时才来做民调，其公信力乃至动机，难免都要被执政党质疑。“定期”做，当政者声望就会像股市有起有落，得民心时肯定了民调，失民心了再来否定就会自己失去公信力。

3．怎么？

民调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怎么抽样、怎么访问，都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调查员与访问员去做，才会有公信力。问题的设计与分析，委托单位则可以选择要不要自己进行。外国的民调一般都有盖勒普、Mori、YouGov 这类独立的民调机构，大学或者媒体的民调单位进行。

在马来西亚，独立中心从2001年开始运作，6年来受政府机构、外国基金会、政党等委托进行各种民调，已然确立其地位。严格说起来，就算扣掉新闻局与情治单位多年来悄悄在做的秘密民调，马来西亚也并非没有民调。马来西亚缺乏的是，“定期”并且愿意把数据放在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的民调。技术上既然做得到，问题其实只剩“钱”一个字。

民调要花多少钱呢？以电话访问1000多位受访者的民调，一年如果只做四期，大概要花上马币10到12万之谱。

那么，应该谁来做呢？谁都可以，而且多多益善。因为民调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上甚至可以通过问题和发问方式影响特定答案，因此民调（委托或执行都好）单位绝对不应该止于一家。讲得白一点：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组织问“你是否认同国家有义务继续扶持贫穷群体？”，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团体则要问：“你是否认为新经济政策成功扶助了一般贫穷人士？”

说到底，民调除了帮助认识民意，其实也是借民意争夺正当性的工具。当不同的团体都玩民调，大家互相检验彼此的调查方法，尽管大家调查的结果仍会有些出入，“引导”或“折视”民意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窄，真正的民意行家都大致知道。

4．为什么不？

独立的意义在于公民当家作主，纳税人有权选出其代表，参照前者意愿来管理国家。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像独立时“国家”规定要有“选举”的机制，“公民社会”当时也应该建立“民调”的机制。当然，50年前，以当时社会或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这可能稍嫌奢求。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马来西亚可以有东南亚最大的机场、最高的建筑物、最新的行政首都，还没有定期的政治民调？

本来大学和媒体是进行民调的理想单位，但在本国国情下你我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会做或者不适合做。政府单位和在野党偷偷作民调却不愿公布的原因也可以明白。然而，为什么公民社会团体也都没有人做呢？

前面说了，民调有影响民意、争夺正当性的功能。华团既然已经没有历史条件高举什么宣言与诉求，民调其实便是便宜、好用又安全的武器。举例说，政府拒绝增建华小、在发展拨款上亏待华小，每年让华社消耗多少精力去争取哀求、捐输多少资源来自强不息。边缘化华小的说辞不过是母语教育危害国民团结。

想想看，如果民调显示90%华裔、70%印裔和55%巫裔不认同这种说法，季季如此，甚至节节上升，政府要用什么理由来和主流民意对抗？皇亲国戚就算不爽，能够叫千余万公民收回这些“破坏国民团结”的“极端看法”乎？每年花10-12万元来换取这种民意的背书，这种公关费难道不值得花？以董总、华总、商联会这些组织来看，除以13州，每个属会还花不到8千1万元！身负华小存亡重任的教总有43个属会，每个属会的负担更少，每年花不到3千元，岂有难哉？就连校长职工会和家总，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包含特定华教议题的施政满意度民调，财力上都不成问题。

看官可能要问：万一民调结果出来是45%华裔，55%印裔和70%巫裔—因此过半国人--认同“母语教育危害国民团结”怎么办？我一点都不担心华教运动和其领导人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如果“母语教育”的正当性已经如此微薄，我们岂不更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民调，让我们正视宣教工作的弱点，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堆里做鸵鸟？

所以，亲爱的看官，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定期的政治民调吗？

[Roadmap] 开栏呓语

开栏呓语

在全球民主化的地图中，马来亚/马来西亚属于二战后亚非去殖民化浪潮中独立的第二波，然而，立国12与6年后（1969年）民主不但没有巩固，反而退潮。

1980年代中期，冷战式微，菲律宾、韩国、台湾、拉丁美洲都纷纷开始甚至完成民主转移 (democratic transition)。1989-90年之交，铁幕倒下，第三波民主化席卷东欧，冲击非洲；马来西亚却与这潮流擦身而过，只换来“2020宏愿”的半吊子自由化。1997-8年的金融危机，冲倒印尼的32年强人，解放了被区域霸权强占25年的东帝汶；马来西亚的一党独大体制却再一次化险为夷。

为什么马来西亚走上这样的途径 (trajectory) ? 是分歧社会的宿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加持？是强人的手腕与意志？甚至仅仅是政客的心术不正、道德沦丧？还是体制 (institution)或机制(mechanism) 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代议民主的关键，本来就在能够“把浑蛋赶走”（throw the rascals out），你做不好就换他做，以竞争保障效率。今天，新人蜜月期已过，威风不再，在野党上下蠢蠢欲动，改变的曙光又仿佛出现在地平线上。

然而，反风有可能吹得比1990、1999年更强吗？如果能够，那到底只是“好人”取代“坏人”，还是“好政策”取代“坏政策”，甚至“好体制”取代“坏体制”？如果不能够，那么多三几个在野党议员又有什么意思？或者，是不是要先有好的替代性政策与体制，才有可能提高“好人”取代“坏人”掌权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我们应该在体制、政策上要追求的目标？“为什么”？“怎么”去追求？过去到现在我们追求了吗？如果不，“为什么不”？

这是“安乐椅分析家”大头菜梦里以为自己上五星级酒店点的菜单吗？我完全俯首认罪，因为我不是做了才想的人。“务实派”可以像经济学大师凯因斯所描述的不必理会书生之见。然而，一个经历过1990与1999年失望的公民，有权在梦里也知道何去何从。Steven Covey说：“想好终点才开始。”有起点，有终点，中间再放上里程碑，就成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