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pril 15, 2007

[Roadmap]精英比民调更可靠吗?

精英比民调更可靠吗?

谢谢潘永杰先生对拙作〈以民调定江山〉(《东方日报》《名家》版,2007326-28日)的回应〈民调并非政党选举提名的好办法〉〉(《东方日报》《文荟》版,200747日),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讨论政党选举提名的课题。

政党选举提名,基本上在两个问题:遴选者;遴选标准。前者可以分为党领袖(中央/地方)、党员(中央/地方)、选民(中央/地方)。后者包括如潘君所胪列的政治历练、选民服务、国会表现;乃至于学历、专业能力、人脉、民望等。

以民调决定候选人,实际上是把遴选权力从党领袖交到一群随机抽样产生的选民手中,至于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选民代表到底是用什么标准来遴选,并不需要阐明(虽然可以通过研究设计来探讨)。

民调和美国式“开放初选”(open primary)的根本差异,其实只在于前者的遴选者是被动随机地产生的少数人,可能包括最后不投票者;而后者的遴选者则是主动参与投票者,可能包含全部选民,但也必然排除不投票者。

而初选选民用什么标准决定其喜恶,就像正式选举中选民和民调中受访者的选择一样,完全由当事人决定,不必有什么客观依据。而随机产生的少数代表是不是能够代表多数人,则是一个民调技术水平的问题。

同理,要不要排除特定选民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以全民为母体(population)的民调在范围意义上相应于允许任何选民(包括非党员)投选个别政党候选人的“开放式初选”。而台湾民进党“排蓝式”民调,便相应于只允许党员投票的“封闭式初选”(close primary)

采行民调与否因此在实质意义上不是“遴选标准”的问题,而是 “遴选者”的问题。初选不是民调的对立面,而是其技术面上的替代(alternative)。反民粹的理由,如果适用于民调,也都适用于初选与大选,因而党内民主乃至全民民主都不可能。如果反对民调是出于排除敌对选民的考量,则完全可以像民进党一样技术性解决,至于应不应该这么做,以下再论。

我们先处理反民粹的论述。其实,只有当少数人在作决定时才需要显明的“遴选标准”,以求服众、以昭大信。在我们今天不采民调决定候选人的现状中,请问由政党的中央/地方领袖这些精英做决定,到底是否就避免了潘文“劣币淘汰良币”的担忧?放在在野党倾扎的脉络中,相信精英(党领袖)多于群众会不会更危险和天真?

潘文质疑,选区的全民民调会不会让执政党支持者局部掌握决定在野党候选人的权力,因而故意让在野党选出最弱的候选人。这种“木马论”正是台湾民进党鹰派鼓吹“排蓝民调”的理据。从阴谋论来看似乎有其道理,其实不堪一击。在单一席次选举(马来西亚、台湾新选制中区域立委皆是)中,政党必须争取“中数选民”(medium voter),以便至少取得50%加一票当选。最偏向中道因而与敌对党差异最小的候选人其实最强,反而最弱者则是最走偏锋因而与敌对党差异最大的候选人。 “排敌民调”的结果其实是让导致客观上最弱(但是最根正苗红/绿//??)的候选人出现。真正按照其逻辑,如果敌对党支持者要施计让最弱者出现,就必须在受访时违背良心支持自己最讨厌的候选人。在一般正常的社会,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呢?

潘文并引台湾学者王业立意见,质问为何欧美先进国家并不采取台湾这“全世界所仅见”的民调决定候选人做法?这个答案很简单: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用比例代表选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因此政党可以(理性来说甚至是应该)长期靠党员、特定社群(阶层、族裔、地域)支持,而不必在个别选区往中间移动。在这种选制下,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再根据其所得议席数目,按照次序委任政党名单中名列前茅者出任议员。许多政党把政党名单的前列名额保留给妇女和少数族群,自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取民调决定先后。民进党今天连在“不分区立委”(即“政党名单”)中也采取民调,的确可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欧美国家的政党在遴选候选人时,就算不玩大阵仗的美式初选,也大多征询党员偏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学他们呢?这是拙作〈以〉文本来要处理的问题。当在野党连结盟都不能做到时,怎样让它们党员展开联合初选呢?而且各党支持者政治参与度不同,就算各党联合初选办得成,党员最多的回教党应该可以轻易决定每一个选区的在野党候选人了,这对在野党胜算乃至马来西亚民主化有利吗?

当联合初选既不可能,又不以民调决定在野党单一候选人,实际上就是维持现状:让各党精英在密室中决定,没有默契时就打成一片!防备民粹是为了最终崇信精英吗?我很高兴引来潘君的璞玉,希望接下来林冠英、蔡添强、李文材、邓章钦、郭素沁、刘镇东等政界先进能启我辈蒙昧。

后记:

谢谢潘君点明,民调定候选人之议,其令兄永强君在2003年即已提出,我当时在国外,未及拜读,这牙味是拾得太迟了。我炒的冷饭其实不止三年,而是六年;2000年的鲁乃补选也爆发类似马接争议,我在《南洋商报》前后写了三篇文字讨论在野党倾扎与候选人产生机制,不过当时并未鼓吹民调,只是强调必须“由下而上”(bottom-up)。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我的网志press4freedom.blogspot.com.***

(本文登于2007。4。15 《东方日报》《文荟》)

***上述文章迟至现在才张贴在回应部分,仅对早起的鸟儿致以万二分歉意。

Tuesday, March 27, 2007

[Roadmap] 选举比民调更危险

选举比民调更危险--敬复谢伟伦先生


谢伟伦先生在《市郊》第四期发表〈理性的囚徒,抑或现代的斑衣吹笛者?--民调,民意与民主政治〉一文,回应拙作〈迟到半世纪的民调〉(本版,2007.02.26-28),对民调的功能与影响提出深入探讨,并提供台湾经验借景,是本地讨论此事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我在这里简单回应谢先生一点相关的看法:

1. 民调的可信度。民调的可信度有两个障碍:一是动机(诚信),二是能力(技术)。后者永远都需要提升,但今天先进国的专业水平已相当可观。至于前者,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利益相关者利用民调,因为世上不可能有完全客观的民调。拙文直接主张不同的利益团体应该办民调,就是要避免少数人“垄断”民调。民调结果的差异,就像媒体报道的差异,解决之道在于提升解读能力,而不在盼望有“客观”的民调或媒体。有预测性的民调(譬如:投票意向),准确与否最终更有外在指标。

2. 民意政治的危险。民意本来就是可变的,多数人的民意不代表真理,民意甚至不是理性的(参《Arrow的不可能定律》等),但这些本质都不足以不应该让我们放弃选举制度。民调缺乏选举的“委托”(mandate) 意涵,对政治人物只有示警的效果(就像反战或反涨价示威一样),自然不会比选举更危险。我并不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广告词,但我依然相信每个人有犯错的权利。自我感觉正确的个人要阻止群众犯错的唯一合理手段,不是妨碍他们错误的表达和伸论,而是理解、分析、说服、辩论。

拙文“鼓吹”民调,是基于“余者皆同”(ceteris paribus)的假设,尝试分析在政治现实下,有(公开)民调和无(公开)民调对于公民利益的影响。如果解除这个假设,自然可以讨论得更深远。挨饿时当然也可以考虑食物中毒的危险,但是此非我此刻的关注。

[Roadmap] 以民调定江山

《路线图》之二

以民调定江山

1什么?

马来西亚要有政党轮替,最基本的条件是在野党必须连成一气。偏偏,这眼前有两个障碍:一曰政纲;二曰选区。选区不重叠者,本来可以互补,偏偏政纲就要南辕北辙,像行动党与回教党,当然要不同床异梦很有理由。政纲不对立者,本来可以结盟,偏偏选区也会不谋而合,像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以下简称公正党),所以同室操戈也合乎人性。

眼前马接补选,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范例。为两方摇旗呐喊抱不平的很多,两边各打50大板也会被回敬,本文就两者都不敢做,仅发挥“空头论客”“纸上谈兵”的所长,丢一块冷气房生产出来的砖头凑热闹:如果有选区让在野党各不相让,就在选区进行民调,让强者出线,弱者辅选。

2 为什么?

这个建议当然不是仅为马接区区一席,而是为了随时来临的第十二届大选中,会出现类似争议的十数个到数十个选区。

先列举一下各在野党争取/捍卫选区的论述,以及贯彻其逻辑的后果:
1. 传统选区:本党过去曾经出战的,就是本党的。问题是“过去”是多少届?因为国阵旗下选委会充分遵照法令行事,每8年就重划选区一次,每两届就有新选区出现,就算所谓旧选区也常常被改装了。请问“传统”如何定义?马接区2004年由行动党上阵,但是其部分前身Bukit Sedanan区是公正党上阵;谁比较有资格?2009年后选区再划分后,又是谁上阵呢?全部遵照传统,其实就是等于各党“分赃”氏瓜分选区,逼选民只能选朝野,而不能选那一在野党。这不但剥夺选民的选择,也不利于在野党提升竞争力。槟州国阵在80年代保护马华,阻止民政扩张,让行动党在90年几乎夺下政权,就是实例。
2. 输者换人:如果输者换人,不争气的在野党就可以被友党取代。这个“良性竞争的传统”其实已经在马接区无意落实两届了,99年公正党输了,04年行动党接棒,所以这一次可以由公正党接手,如果公正党输了,大选就由行动党吃回头草。如果两党在下一届大选认同这个原则,那么行动党除了现有12国会议席,可以要求公正党败选的58个选区,统共70席;反之,公正党可以在现有1席外,另外在行动党落败的32个议席上阵,统共33席。两党诸公意下如何?从大局着想,如果行动党与公正党交换八打灵南北两区,会不会让在野党两区皆胜,还是让林祥才和周美芬赢得更轻松?
3. 种族比例:这是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去回教党、行动党各自在马来、华人选区表现好,而公正党既然标榜多元种族;那么,回教党、行动党、公正党就各自在马来区、华人区、困合区上阵好了。因为依据非常客观,大家不用吵架伤感情了吧?且慢,请回答以下问题:
a. 技术性的问题:什么是混合选区?马接明显是混合选区,所以行动党没有提出族群结构,可是,来届大选其他选区呢?如果70%马来人才算马来区,70%华人为华人区,余者为混合区,半岛有60个马来区,91个混合区,14个华人区。改变定义,数目就改变了。(见表一)所以,要怎么决定?现在如此,选区重划后(预料族群结构更多元)又如何?

表一 半岛各种选区的定义与对应数目
族群选区定义
(最大族群比例) 马来区 混合区 华人区
70% 60 91 14
60% 83 66 16
55% 92 54 19
50% 113 27 25

b. 实然的问题:谁能证明上述政党-选区的搭配必然在每个选区是胜面最大的?除非选民结构因为选区重划或者选民迁移而改变,其实和“传统选区”论一样,各在野党是瓜分地盘然后杜绝竞争,这会不会削弱在野党的竞争能力?
c. 应然的问题:这种“族群分工”和在野党批评国阵的族群思维有何分别?
4. 选贤举能:在野党需要更多人才进入议会,让更多新人曝光,很合理。蔡添强和廖政光,林冠英和林秀凌,明显强弱立判;可是,万一是蔡添强对上林冠英,廖政光卯上林秀凌呢,怎么取舍?马接区两党都不可能胜,已经为了“练兵”、抢“削弱国阵多数票”的彩头而争得如此难看,下届灵南、蒲种、太平等有胜算的选区怎么办?

以上列举的四种论述,都各有破绽。其中两者不能用:“输者换人”全面落实,恐怕各党都要吃亏; “选贤举能”如果订不出客观标准,就是废话。另外两者则严重偏向一方:“传统选区”有利老党,不利新党,也不利在野党整体;“族群分配”就看怎么定义各种选区,但是长久下去恐怕最有利公正党,回教党次之,最不利行动党。

为什么行动党和公正党今天斗得这么凶?就因为这些标准没有一个是对每个人公平的;接受了一个不利的标准,就可能大祸临头,所以大家宁可“个案处理”(每区必争),最后由最高领袖“配套解决”。 为了造势,放话就只能硬,而不能软。2004年两党争议席的过程,我略知一二,知道双方鸽派都面对“顾全大局”而被本党鹰派攻击为软弱的困局。

你可以骂这些在野党领袖都是小鼻子小眼睛的政客,没有大格局;但是,没有公正党领袖可以主张“成全友党”而不被基层反目,也没有行动党领袖可以疾呼“扶持新党”而不受同志围攻。你可以期望他们争得比较优雅,骂得不要失去理智,但是,这些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存在,两党(公正党和回教党有一天也可能如此)就不可能相亲相爱。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听到越多“在野党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话,他们越害怕本党会全面被牺牲掉:公正党因为没有过去,行动党因为缺乏未来。

他们会打三角战吗?只要两党最高领袖压得住,不会;因为全面打三角战是两败俱伤,不符合最高领袖利益。如果个别选区压不住,或者失意者以独立人士姿态搅局,从过去选情看,危机意识会让在野党选民自动弃保,三角战的结果像“武及冕登”(最强在野党险胜)比“太平”(较弱在野党分薄选票,是最强在野党落选)的机会高。真正的伤害恐怕反而在没有三角战的边缘选区:在野党如果不能真诚合作,就没有办法为彼此抬轿,因而不能争取到中间选民。换句话说,就算举国一对一,也是一个在野党对一群国阵成员党。

3 怎么做?

选区民调的做法很简单:找一个各党各方都可以相信的民调机构,根据最新选民册抽样调查,先比较A党与国阵候选人(现任议员或呼声最高者),再比较B党与国阵候选人,看看那一党赢国阵最多,或输国阵最少,就由谁出线。(所谓对比式民调)马接这样的州选区如果抽300人,在95%信心水准下,误差是5.7%左右,换句话说,如果A 党比B党在民调中领先超过5.66%,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A党出战胜算比较高。这样的民调估计大概要花1万多元,但是,除了调查政党支持度,还可以调查当地选民关心的议题,方便胜者接下去规划选战。如果是大的国会选区,样本人数应该增加到1,000人左右,以便把误差减到3 %左右,成本大概要2万多元。

民调就能帮助在野党整合吗?你会提醒我:看,台湾基隆市长补选,国民党和亲民党不是办了民调吗,为什么还是要各自参选?

我的答案是:在现有四种整合基准都各有破绽的情况下,选区民调不是充分条件,却几乎是必需条件。第一,因为各区选情不一样,这个标准不会对特定政党全面有利,所以没有让一步就退一百步的担忧。第二,民调是在地的,因此甲选区的民调独立于乙选区的民调,所以有争议的选区就不必由党领袖“配套解决”,鹰派要争选区是去争取当地选民,而非施压党领袖,党领袖与幕僚自然就没有强做英雄的剧情需要;因此就算地方交恶,中央还可以保留。第三,只要每一届选举都做民调,所以现在输了不代表永远输了,既然世界还没有末日,何苦争得太凶让选民反感?第四,如果要在热门选区出线要靠民调,各党就必须选好候选人;以多数在野党临阵才拉夫的做法,这样认真的要求会让许多人打退堂鼓,所以争议的选区自然会减少。

如果有了民调,在野党仍然要像基隆的蓝军,那么,各位今天恨铁不成钢的朋友就可以充分发挥义愤,谴责搅局者,逼他们愿赌服输。

4 为什么不?

虽然执笔时公正党已经让出马接选区,如果两党还有争议,或者未来其他补选或大选有争议,不要再发文告了,考虑让民调决胜负吧!嫌民调花钱?让没有胜算的人上阵岂不更贵,让国家民主化停泄不前的代价难道不更贵?是的,江山如此多娇,使英雄尽折腰;为什么不问问江山:谁才是英雄?那不会比较民主和公正吗?

Monday, March 26, 2007

[Roadmap] 迟到半世纪的民调

《路线图》之一: 迟到半世纪的民调


1.什么?

马来亚要50岁了,50知天命;马来西亚比较少年,也要44岁了,40不惑。每个人都在谈要怎么庆祝和反思。如果你问我,我们应该送什么给她做生日礼物?什么是别人有她没有的?这个清单可能会长过东姑阿都拉曼路,我在这里就不贪心,只挑一样:定期的政治民意调查。

在英国,备受伊战与“卖爵”丑闻困扰的工党声望江河日下,在Ipsos-Mori的一月民调中,只有24%受访者满意政府表现,保守党以39%对35%支持率领先工党,工党比2005年流失了3.5% 支持。在美国,5个主要民调的平均数显示,布什总统的满意度在2月16日掉到36。9%的新低。日相安倍今年1月的支持率,根据《日经》民调,也降3点 到48%,而不满意度则增1点到41%。

你会说,这些都是民主先进国,有民调不出奇。好吧!台湾马英九被起诉后,根据《联合报》的民调,其声望从11月的52%升到62%。在香港,城市智库2月所作的民调显示,虽然特首是小圈子选举,曾荫权仍然在民间以61%对24%的支持度压倒民主派梁家杰。

离马来西亚再近一些,根据Assumption大学年初的民调,泰国军政府的支持率在新年爆炸案后从早期的9成掉至48.5%。菲律宾社会气候站(www.sws.org.ph)民调显示,阿罗约总统的净满意度从2004年8月的+12点一路败退到去年11月的-13点,未曾转负为正。印尼民调局(www.lsi.or.id)的数据显示,现任总统苏西罗与其他对手的支持率差距,已从去年10月的51%对33%,拉开到12月的56%对34%。

回到马来西亚,阿都拉在2004年初人气最旺时,有多少支持率?马哈迪在1995年声望最高的满意度又是多少?安华在1998年9月时得到多少支持?三人现今的民望走势如何?为什么我们答不出这些问题?以购买力均数(PPP)计算,马来西亚人均收入是泰国的1.5倍左右,是菲律宾与印尼的2倍多,为什么马来西亚人tak boleh有民调?

2.为什么?

为什么民调那么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主健全运作的必备条件,就像现代经济不能没有股市一样。犬儒者把代议民主看成“民选独裁”(elected dictatorship),认为公民只能4、5年做一次大爷,投票后又恢复任人宰割的处境。这种看法相当程度漠视了两种机制:中期选举与民意调查,对当代民主体制的补足。

中期选举可以是总统制下的国会选举,可以是与中央、联邦选举错开的地方选举,可以是个别选区的补选。选民可以不管所选公职的本来意义,径自把它当作行政权或上层政府满意度的变相(全国或局部)公投,以此逼使前者重视民意。中期选举越多,所选公职越重要,总统/上层政府就越受制约。其作用就像期考,期考分数比重越高,学生就越不敢等到年终考试前才来抱佛脚。(在马来西亚,目前只有砂劳越州选举和零星的补选,所以功效不彰。)

中期选举虽然能够对当政者产生警示作用,总不能一头半月就选举吧?事实上,选举太频密,像在美国或瑞士,投票率就会偏低,因而挫败举办选举的用意。相对于选举,民调一般只需要随机抽样调查1000多位受访者,便能作出相当精确的预测,因此可以很频密的进行。而调查的问题也可以根据时势调整或增删。在制约政党与政客行为上,民调因此与中期选举相辅相成。有中期选举,民调自然更多;然而,就算中期选举不频密或者不重要,民调仍然能够鞭策朝野政党。虽然一些政治人物如布什与布莱尔在伊战等课题上会逆民意而行,他们绝非不在乎民意,其同党政治人物—尤其是有意接班者—更加在意。

为什么民调要定期呢?其实一次民调与下一次民调之间,不必非要准准30天、45天或90天等不可。重点在于每一次民调应该尽量用同样方法,问题也应大致相同,以便能看到长期走势并做出比较。

独立中心 (merdeka.org) 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0% 的华裔选民,32%的巫裔选民和33% 的印裔选民将在来届大选投选在野党。许多朋友很好奇:如果国会明天解散,国阵会输掉多少华人区?撇开选民分布和选区情势不谈,没有人知道答案。2004年时,虽然华人对在野党的支持明显比较低,没有人知道到底比60% 低多少,因为独立中心当时没有问同样的问题。

阿都拉现在成立了Pemudah特工队,把郭鹤年、沈联涛等招揽进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顾问团,股市总市值开年破兆,会有多少成的华裔选民回流呢?如果独立中心或其他民调机构不在大选前再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知道。

民调要“定期”做,而不是发生什么大事才就量身定做一套问卷,其实也最有政治智慧。想想看:如果专挑政府政绩良好时作民调,自然是万方喜悦,但这样的民调除了“擦鞋”有什么意思?反过来说,如果专挑政府诸事不顺时才来做民调,其公信力乃至动机,难免都要被执政党质疑。“定期”做,当政者声望就会像股市有起有落,得民心时肯定了民调,失民心了再来否定就会自己失去公信力。

3.怎么?

民调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怎么抽样、怎么访问,都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调查员与访问员去做,才会有公信力。问题的设计与分析,委托单位则可以选择要不要自己进行。外国的民调一般都有盖勒普、Mori、YouGov 这类独立的民调机构,大学或者媒体的民调单位进行。

在马来西亚,独立中心从2001年开始运作,6年来受政府机构、外国基金会、政党等委托进行各种民调,已然确立其地位。严格说起来,就算扣掉新闻局与情治单位多年来悄悄在做的秘密民调,马来西亚也并非没有民调。马来西亚缺乏的是,“定期”并且愿意把数据放在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的民调。技术上既然做得到,问题其实只剩“钱”一个字。

民调要花多少钱呢?以电话访问1000多位受访者的民调,一年如果只做四期,大概要花上马币10到12万之谱。

那么,应该谁来做呢?谁都可以,而且多多益善。因为民调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上甚至可以通过问题和发问方式影响特定答案,因此民调(委托或执行都好)单位绝对不应该止于一家。讲得白一点: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组织问“你是否认同国家有义务继续扶持贫穷群体?”,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团体则要问:“你是否认为新经济政策成功扶助了一般贫穷人士?”

说到底,民调除了帮助认识民意,其实也是借民意争夺正当性的工具。当不同的团体都玩民调,大家互相检验彼此的调查方法,尽管大家调查的结果仍会有些出入,“引导”或“折视”民意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窄,真正的民意行家都大致知道。

4.为什么不?

独立的意义在于公民当家作主,纳税人有权选出其代表,参照前者意愿来管理国家。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像独立时“国家”规定要有“选举”的机制,“公民社会”当时也应该建立“民调”的机制。当然,50年前,以当时社会或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这可能稍嫌奢求。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马来西亚可以有东南亚最大的机场、最高的建筑物、最新的行政首都,还没有定期的政治民调?

本来大学和媒体是进行民调的理想单位,但在本国国情下你我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会做或者不适合做。政府单位和在野党偷偷作民调却不愿公布的原因也可以明白。然而,为什么公民社会团体也都没有人做呢?

前面说了,民调有影响民意、争夺正当性的功能。华团既然已经没有历史条件高举什么宣言与诉求,民调其实便是便宜、好用又安全的武器。举例说,政府拒绝增建华小、在发展拨款上亏待华小,每年让华社消耗多少精力去争取哀求、捐输多少资源来自强不息。边缘化华小的说辞不过是母语教育危害国民团结。

想想看,如果民调显示90%华裔、70%印裔和55%巫裔不认同这种说法,季季如此,甚至节节上升,政府要用什么理由来和主流民意对抗?皇亲国戚就算不爽,能够叫千余万公民收回这些“破坏国民团结”的“极端看法”乎?每年花10-12万元来换取这种民意的背书,这种公关费难道不值得花?以董总、华总、商联会这些组织来看,除以13州,每个属会还花不到8千1万元!身负华小存亡重任的教总有43个属会,每个属会的负担更少,每年花不到3千元,岂有难哉?就连校长职工会和家总,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包含特定华教议题的施政满意度民调,财力上都不成问题。

看官可能要问:万一民调结果出来是45%华裔,55%印裔和70%巫裔—因此过半国人--认同“母语教育危害国民团结”怎么办?我一点都不担心华教运动和其领导人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如果“母语教育”的正当性已经如此微薄,我们岂不更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民调,让我们正视宣教工作的弱点,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堆里做鸵鸟?

所以,亲爱的看官,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定期的政治民调吗?

Tuesday, March 13, 2007

[Roadmap] 开栏呓语

开栏呓语

在全球民主化的地图中,马来亚/马来西亚属于二战后亚非去殖民化浪潮中独立的第二波,然而,立国12与6年后(1969年)民主不但没有巩固,反而退潮。

1980年代中期,冷战式微,菲律宾、韩国、台湾、拉丁美洲都纷纷开始甚至完成民主转移 (democratic transition)。1989-90年之交,铁幕倒下,第三波民主化席卷东欧,冲击非洲;马来西亚却与这潮流擦身而过,只换来“2020宏愿”的半吊子自由化。1997-8年的金融危机,冲倒印尼的32年强人,解放了被区域霸权强占25年的东帝汶;马来西亚的一党独大体制却再一次化险为夷。

为什么马来西亚走上这样的途径 (trajectory) ? 是分歧社会的宿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加持?是强人的手腕与意志?甚至仅仅是政客的心术不正、道德沦丧?还是体制 (institution)或机制(mechanism) 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代议民主的关键,本来就在能够“把浑蛋赶走”(throw the rascals out),你做不好就换他做,以竞争保障效率。今天,新人蜜月期已过,威风不再,在野党上下蠢蠢欲动,改变的曙光又仿佛出现在地平线上。

然而,反风有可能吹得比1990、1999年更强吗?如果能够,那到底只是“好人”取代“坏人”,还是“好政策”取代“坏政策”,甚至“好体制”取代“坏体制”?如果不能够,那么多三几个在野党议员又有什么意思?或者,是不是要先有好的替代性政策与体制,才有可能提高“好人”取代“坏人”掌权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我们应该在体制、政策上要追求的目标?“为什么”?“怎么”去追求?过去到现在我们追求了吗?如果不,“为什么不”?

这是“安乐椅分析家”大头菜梦里以为自己上五星级酒店点的菜单吗?我完全俯首认罪,因为我不是做了才想的人。“务实派”可以像经济学大师凯因斯所描述的不必理会书生之见。然而,一个经历过1990与1999年失望的公民,有权在梦里也知道何去何从。Steven Covey说:“想好终点才开始。”有起点,有终点,中间再放上里程碑,就成路线图。

Saturday, November 25, 2006

[Alert] Press Freedom, may I count you in?


There are two dates for press freedom. Would you be free?

The first one is "Date of Yellow Ribbon, Tea with MCA Leaders".
Date: 1 December 2006 (Friday)
Time: 7.00 pm onwards
Venue: MCA headquater, Jalan Ampang, Kuala Lumpur
Agenda: (a) Media Laws Reform
(b) No to Partisan Control of Media

The second one is "Pro-competition, Anti-Monopoly" Virtual Peaceful Assembly
Date: 27 November to 26 December 2006
Time: 24 hours a day, Rain or Shine
Venue: Parliament House, MCA Headquarter, Sin Chew Headquarter (all at once through
http://merdekareview.com/emerge_files/virtual_assembly.php
Agenda: (a) Media Laws Reform
(b) No to Partisan Control of Media
(c) No to Media Monopoly

See you there.

Wednesday, November 22, 2006

[Alert] 号召博客声援传闻即将受到内阁对付的《南洋商报》!!!



From http://i-exchange.blogspot.com/

《独立新闻在线》报导,《南洋商报》周日以封面整版高调报道《巫统代表言论过火 华团政党炮轰》的新闻,已经招惹巫统政要不满,内阁将在明天(22-11-2006/星期三)的内阁周三例常会议中决定如何处分《南洋商报》。

因此,本人恳请关心新闻自由以及媒体编务独立运作的博客和网友们,通过各种网络发言空间和发声管道,一齐声援传闻即将受到内阁对付的《南洋商报》!

这里有几项网民可以在几分钟的短时间内,即能马上表达对此课题高度关注的方法:


* 撰写一篇简短的博客文章(blog post),简略的提及您反对政府和政党通过媒体法规所赋予的权力来钳制媒体独立编采作业,藉以压制新闻自由和剥夺人民知情权的做法。

* 把“黄丝带”帖纸声援南洋商报张贴在您的博客或个人网站容易让人看见的界面上,譬如一般部落格的sidebar。情顺便在贴粘“黄丝带”帖纸image的 < img > tag 的 alt部分,加上“声援南洋商报”等字眼的词句,以便当读者把滑鼠箭头(mouse cursor)指向“黄丝带”帖纸时,他们会阅读到“声援南洋商报”的讯息。

* 发送电邮给其他朋友告知这项政府可能钳制新闻自由的事件,并要求他们转发电邮和在各自的部落格或个人网站上声援《南洋商报》。


以下为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的相关报导:

(新闻网址: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3001)

[Alert] Save Nanyang from becoming UMNO's sacrifice


Nanyang Siang Pao has apparently become the sacrifice lamb for UMNO representatives’ inflammatory speeches in its Assembly. It is alright for UMNO representatives to air their grievance but not for other Malaysians to register their dissatisfaction of these speeches.

Remember the nude-squat gate? The morale of the story is the same: the bad guy can do whatever bad things, but the media must not report it, else, all blames go to the press.

For its cover story on last Sunday (19/10/2006), “UMNO representatives’ excessive speeches slammed by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parties”, the newspaper has invoked the wrath of UMNO senior politicians. The Cabinet meeting today will determine the penalty for Nanyang Siang Pao.

(See the report by Merdeka Review,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3001)

We call upon all bloggers to express support on this cause:
- write a brief blog post, making your stand on issue of press freedom and news censorship.
- Paste this yellow ribbon (the symbol of the campaign for press freedom in Malaysia, adopted since May 2001) icon at prominent places on your blog, eg. Sidebar. Please add phrases like “Support Nanyang Siang Pao” after the ‘alt’ in the tag in ‘edit html’ mode. This would allow the readers to read the “Support Nanyangt Siang Pao” message when they point the mouse cursor at the yellow ribbon icon.

- Email this news to your friends and ask them to do the same.

Rememb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Nanyang is now being abducted to the back lane, the thugs hope that no one pays notice or cares to intervene. If we freedom-loving citizens of Malaysia and the world do, and we walk into the back lane for her rescue, the thugs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flee. Please save Nanyang Siang Pao from UMNO’s assault! We have enough victims of the thuggery.

Friday, November 17, 2006

[AWSJ] Milton Friedman died at 94


Influential Economist Friedman Has Died in California, at Age 94
By GREG IP

Nobel Prize winner Milton Friedma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s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a free-market champion, died today. He was 94.

Mr. Friedman died of heart failure at his home in San Francisco, his daughter, Janet Martel, said.

Mr. Friedman's death was also announced at a conference of the libertarian Cato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by the institute's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James A. Dorn. The audience of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observed a moment of silence in
observance.

Mr. Friedma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1976. He long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He originated, or was associated with, many breakthroughs in economics since the 1950s. He is best known for explaining the role of the money supply in economic and inflation fluctuations.

He also developed, with this year's Nobel Prize winner in economics, Edmund Phelps, the theory in the 1960s that policy makers couldn't achieve a permanent tradeoff between lower unemployment and higher inflation, and that efforts to do so would simply result in the same unemployment rate and higher inflation, a view that holds sway at major central banks today, including the Fed.

Mr. Friedman also exercised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not just through his academic work but also through his advice to politicians and his many popular books, such as "Capitalism and Freedom" in 1962 and "Free to Choose," with Rose Friedman, in 1980, which was both a television series and a book.

Mr. Friedman had enormous impact on economic policy though he never had a formal job in a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His opposition helped lead to the end of the draft. He was an adviser to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He wa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chool voucher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of free market principles to policy issues.

In commentarie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r. Friedman praised the policies of President Reagan and former Federal Reserve chief Alan Greenspan. Earlier this year, Mr. Friedman wrote that Mr. Greenspan's "performance has indeed been remarkable. There is no other period of comparable length in which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as performed so well. It is more than a difference of degree; it approaches a difference of kind." (See the commentary.)

Mr. Friedman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Rose, his son David and daughter Janet, four grandchildren and three great grandchildren. The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shes, Mr. Friedman's body will be cremated and the ashes scattered over San Francisco Bay and no service will be held at this time. The family has asked that in lieu of flowers or gifts, contributions be made in his honor to the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Foundation. (Read the foundation's statement.)

Born in New York City

Born in New York City on July 31, 1912, Mr. Friedman began developing his economic theori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based his New Deal on the ideas of Britain's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of the time.

Mr. Keynes argu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ervene in economic affairs to avoid depressions by increasing spending and controlling interest rates. (When asked in 2004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o name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st of the 20th century besides himself, Mr. Friedman named Mr. Keynes. Read the full Q&A.)

Mr. Friedman graduated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in 1932 and earned his master's degree the following ye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fter working fo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in Washington from 1935 to 1937, Mr. Friedman was a member of the staff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 in New York from 1937 to 1945 and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46. After World War II, h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en return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became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1977.

"Most Americans have no idea what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is about. Milton Friedman made economic thought more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 and he did it in a simple, straight-forward way that avoided politics and cut to the heart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Mr. Friedman married Rose Director in 1938. They had two children, Janet and David, and Rose was co-author of some of his books.

Among his most famous books were: "Price Theory," 1962 (with Rose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 "An Economist's Protest," 1972;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1975; and "Free to Choose," 1979, co-authored with his wife. "Free to Choose" also was a series on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producer of that series, Bob Chitester, to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at Mr. Friedman's "insatiable curiosity" made him a different kind of thinker. "He set forth ideas without regard to their popularity or acceptability. He has been equally tough on himself and others in his search for tools of analysis that consistently and
accurately predict outcomes in both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s. And he has never compromised the resulting analysis to please those in power. Such courage is essential to the survival of a free society," Mr. Chitester said.

Mr. Chitester's new biography of Mr. Friedman, titled "The Power of Choice," will air on PBS in late January.

Mr. Friedman wrote columns for Newsweek from 1966 to 1983 and was one of the few economis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academia and the public. He involved himself in political campaigns, supporting Barry Goldwater in 1964 and Richard Nixon in 1968. He served on President Nixon's commission for an all-volunteer Army in 1969 and 1970.

In an interview with Playboy magazine in 1973, later republished in a collection of his essays titled "Bright Promises, Dismal Performance," Mr. Friedman said he was encouraged by an apparent trend away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There are faint stirrings and hopeful signs," he said. "Even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most strongly drawn to the New Deal in the 30s are rethinking their positions, dabbling just a little with free-market principles. They're moving slowly and taking each step as though they were exploring a virgin continent. But it's not dangerous. Some of us have lived here quite comfortably all along."

Mr. Friedman, whose wit made him a popular guest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shows, appeared to enjoy sparring with other economists.

In the Playboy interview, he referred to his disagreement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who endorsed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When Mr. Nixon went against Mr. Friedman's advice and imposed the controls in an effort to slow inflation, Mr. Friedman said he wrote a note to Mr. Galbraith.

"You must be as chagrined as I am to have Nixon for your disciple," Mr. Friedman wrote. Mr. Galbraith didn't reply, Mr. Friedman said.

--The Associated Press contributed to this article.